如今，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同時與非洲豬瘟 (ASF) 疫情在全球肆虐。兩種瘟疫都被證明是對生豬養殖業的挑戰。
集約化的生豬生產是成本高效的生產系統典例：一個具有高度專業化環節的效率優先的養殖產業鏈。它覆蓋育種、藥物、飼料公司、生豬生產商、運輸公司、屠宰場、加工商和零售商。
多年來，通過品種選育、優化飼養和改進農場管理實踐，生產商降低了生產每公斤豬肉的投入，而工業化的屠宰場和加工商也優化了他們的流程。
盡管勞動力成本很高，歐洲仍以高效率為優勢保持其作為豬肉和豬肉制品最大出口地區的地位，并且具有價格的競爭力。然而，集約化生豬養殖這種模式已經被大家質疑。
當前的雙重瘟疫的流行揭示了集約化生豬養殖不僅是是消費者想象中的問題，這種風險也是系統固有的。這些近來的流行病，正如過去其他超出預期的事件，暴露了集約化生豬養殖系統的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國際市場上的生豬價格并不穩定，雖然通過全球供求可能會抵消局部災害帶來的影響。2020年，非洲豬瘟對豬肉價格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在有病例的歐洲國家，由于對中國等歐洲以外國家實施出口禁令，豬肉價格迅速下跌。而后，中國的非洲豬瘟疫情導致世界市場豬肉短缺，從而使世界其他地區的豬肉價格上漲。這可能刺激農民為更多的母豬受精或新建更多更大的養殖場。在授精和屠宰之間有9- 10個月的時間，所以生豬養殖業不能迅速適應這種不斷增加或減少的需求，這在新冠疫情期間變得更加突出。隨著餐館的關閉和集體活動的禁令，豬肉需求下降。此外，大型屠宰加工廠（主要在歐美）因新冠疫情的爆發而不得不關閉，加上實行隔離措施導致的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屠宰能力短缺。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豬都能如期如約被帶到屠宰場。這導致庫存積壓、產量減少，甚至最終不得不去供給，例如對農場的豬實行安樂死。 在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在屠宰場和肉類加工企業也發生了新冠疫情。這提高了人們對歐洲各地肉類加工工人惡劣工作條件的認識，尤其是因為該行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移民和跨境工人，而在新冠疫情期間，關閉的邊境也造成了勞動力短缺。與美國相比，歐洲屠宰場的疫情大多數都較輕。在針對疫情的限制措施逐步解除后，豬肉價格再次上漲。然而，在這之后人們知道了該行業對充足屠宰工人的依賴。集約化養殖業的高放養密度使生物安全成為一個關鍵因素。與散養化系統相比，生物安全措施更容易在集約化環境下實施。因此，在集約化養殖系統中，感染非洲豬瘟等疾病的風險可能較低，這可以從家庭農場和小規模豬場中較高的非洲豬瘟暴發流行率看出。雖然現代集約化養豬場注重嚴格的生物安全，但如果生物安全措施失敗，高人口密度將極大地增加疾病迅速傳播的風險。生物安全措施可以減少非洲豬瘟等疾病的影響，不過有些本土疾病在豬密度高的地區無法預防，只能通過接種疫苗或去庫存和更換種群來控制。生豬養殖也被認為是未來人類疫病的潛在危險因素，特別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疫情。豬易受禽流感和哺乳動物流感病毒感染，因此，養豬場被認為是潛在新病毒的“蠱盒”，有可能造成瘟疫。盡管如此，在嚴密的生物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在集約化養豬生產中豬和(野生)鳥類接觸的風險可能不存在或很低，而風險主要來自豬、人接觸。雖然嚴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已經對幾種病原體的加強了控制，但完全控制病原體是不可能的。密集的生豬養殖尤其容易受到空氣傳播病毒的影響，這些病毒都有可能導致人類的疫情。
從生豬到豬肉生產鏈的專業化過程可被認為是跑步機理論的典型。根據這一理論，農業技術革新是經營規模不斷擴大背后的驅動力：隨著新技術的引進(如更好的管理和更好的品種)，早期的采用者從最初階段的生產成本降低中受益。
然而，這種暫時的效益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采用該技術而下降，因為整體產量的增加帶來了價格的下降。結果，利潤下降后農民被推動著繼續采用更加新的技術，以降低他們的生產成本。
事實上，集約化養豬生產的特點是效率高、生豬數量大、利潤相對較小且不穩定。因此，生豬價格的微小差異和市場混亂對農民收入有很大影響。由于屠宰生豬的數量幾乎是提前一年確定的，而生豬生產鏈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供應導向的市場。生產的突然中斷，比如新冠疫情導致的屠宰場關閉，可能不僅會對每頭豬的收購價產生重大影響，而且還嚴重影響養殖成本，因為屠宰重量的增加會降低喂養效率。上述這些對這些風險的認識，應該成為推動生豬養殖產業鏈從供應導向市場向需求導向市場過渡的驅動力，并獲得預測市場需求的內在靈活性。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更多的養殖空間和更高的屠宰能力，這將意味著每單位生產的成本更高。因此，要求整個產業鏈上所有合作伙伴之間有明確的合作和安排，最終為價值鏈中的每個合作伙伴帶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和可觀的收入。高度集約化和專業化在未來仍然是可行的，不過重點應該轉向最優化生產，而不是最大化生產。
文章來源：原創作者 賴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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